《新京报》于2003年创刊之际便以视觉中心的理念来架构自己的视觉部门，最初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在经过了8年的发展之后，《新京报》的视觉中心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理念和管理方式，而这种运作模式值得国内其他媒体借鉴与学习。

　　本案例基于对《新京报》视觉中心主编陈杰的访谈之上，对《新京报》视觉中心（主要是视觉部）的组织架构、日常工作的流程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操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进一步探讨了《新京报》视觉中心运作模式的优势及经验，以期给予相关媒体一些启示。

　　《新京报》视觉中心的组织架构

　　《新京报》的视觉中心由两大部分组成，摄影图片部（视觉部）和美术编辑部。摄影图片部的人员主要是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美术编辑部包括美术编辑、图片处理和组版。最初视觉部创建的时候图片编辑只有两个，发展到如今，共有6个图片编辑，A叠有三个图片编辑，包括封面、本地的、国内国际的这些新闻，B叠有一个负责经济的图片编辑，C叠一个负责文化娱乐的图片编辑，D叠一个负责北京杂志的图片编辑。摄影记者有14个，一般的人负责每日固定的一些新闻，还有一半的摄影记者随时待命。《新京报》视觉中心的组织架构大致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图一：《新京报》视觉中心组织架构（2011年）

　　日常的工作流程

　　一般而言，视觉部的运作流程是：首先，通过各个渠道获取新闻线索，可以从各地通联、新华社的专线、别的网络报刊、主动策划等等渠道来获得新闻，之后图片编辑或主编联系摄影记者进行采访，摄影记者拍摄完照片之后需要上传到《新京报》内部网络的图库（见图二）上供图片编辑参考。与此同时，图片编辑除了每天要处理摄影记者的图片之外，他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新华社、CFP、东方IC，所有的商业网站、甚至微博，还有其他的渠道去获得照片，然后择优使用。

图二：《新京报》内部图库管理系统

　　对于《新京报》的视觉化效果来说，有一个版面不得不提，那就是《目击》（见图三），这是《新京报》区别于其他媒体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新京报》视觉中心做得十分出色的地方。所谓《目击》，就是讲图片故事，是用图片的方式来做的深度报道。《新京报》的《目击》关注社会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往往熟视无睹，所以，摄影记者会通过他自己的一些判断，以他擅长的图片的方式去把这个事件揭示出来，《目击》要讲述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对于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

　　《目击》的运作流程一般是这样的：每周至少刊登一期，自采稿件占85％，外来稿件占15％。在自采稿件中，一种是摄影记者自己报题，主动发现线索，也就是摄影记者根据他平时的积累，自己去做，做完之后再跟图片编辑沟通。另一种是主编或图片编辑安排的题目，图片编辑先跟摄影记者沟通，然后一起商量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拍完之后就是做版，见报，然后是见报之后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的再次沟通，主要就是总结这次优秀和不足之处。

图三：《目击》的视觉效果

　　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操作

　　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操作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一个媒体运作能力的强弱。所以，在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媒体团队的协作。就《新京报》而言，报社的各个部门都会挑出一些精锐的力量临时成立一个报道小组，展开讨论。图片编辑从早到晚，从国际到国内本地，每天都要搜集大量的图片，甚至是电视截屏，还有微博。在拥有了足够充分的资源之后，图片编辑要对这些图片进行整合和梳理，通过跟各个版的编辑沟通，再决定哪个版需要什么照片。而摄影记者的工作则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所有的新闻摄影记者都能去到现场采访拍照。如果是国际事件，一般而言，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基本都会派摄影记者前往现场，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这种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新闻禁令，这种时候，通常是电话采访，报道的照片从图库去找。如果是国内的重大事件，大都会在第一时间会派记者去采访。

　　采访时间：2011年11月　采访对象：《新京报》视觉中心主编陈杰

　　问：《新京报》视觉中心的创办历史是怎么样的？

　　答：《新京报》2003年11月份创刊，9月份就开始策划视觉部，最初是按照“视觉中心”的架构去做的，这个当时在国内没有，国内都是摄影部或者是摄美部。《新京报》是想把视觉部做成一个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图片处理还有组版在内的这样一个视觉中心。整个视觉部的框架从图片的采集到图片的后期，到版式的设计，包括文字、制图这些，然后图片处理，一些后期的版面上的组版这些东西，这样一来，整个视觉流程就一体化了。

　　问：视觉流程一体化的好处是什么？

　　答：视觉中心在运作的过程中有很多环节，有非常细的专业分工，更细化也更专业。过往的报纸通常就是一个摄影部，摄影记者基本上依附于各个板块，跟着新闻走。各个报纸图片编辑功能发挥得不大，图片编辑更多的是给各个版配图，疲于输送图片，而不是用更专业的眼光去分析，他们与摄影记者对接的少，互动的少。美术编辑在很多报纸是没有的，通常的报纸都是责任编辑自己去设计的。但是新京报一个版面上会出现好几个人的名字，图片编辑、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还有校对，校队通常是责任校对，这样的话，分工就很细，每个专业水平要达到很高的要求。这样整合起来的话，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合作、沟通的环节，把这个东西磨合好之后，分工越细，出来的东西就越精致，产品质量就越好。

　　问：《新京报》视觉中心发展至今8年，有什么变化？

　　答：最初视觉部创建的时候，图片编辑没有这么多，只有两个，那时候图片编辑基本上在A叠，做日常新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事情特别多，题材也特别多，包括我们当时的视觉部总监何龙盛，他甚至也要做一版的编辑、封面图片的决策，都他去做，跟老总去沟通。现在的话，一共有6个图片编辑，A叠保证有三个图片编辑，包括封面、本地的、国内国际的这些新闻，然后B叠有一个经济的，C叠是文化娱乐的，D叠是北京杂志的，非常细。

　　问：图片编辑多了有什么好处？

　　答：第一，图片编辑的专业要求很高。他除了每天要处理摄影记者的图片之外，他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新华社、CFP、东方IC，所有的商业网站、甚至微博，还有其他的渠道去获得照片。图片编辑还可以参与每天的报题，那么他会对整个新闻流程了解得比较熟悉，每天紧扣新闻的流程去走。我们这里有个机制，摄影记者的图片每天要报题，报回给报社，然后由报社专门处理稿件的人，把它反馈给图片编辑。这样的话，图片编辑在每天5点之前，掌握了这个东西之后，他通过当日的新闻做一些判断，然后再去跟各个版去合作，这样的话，他就有话语权了，图片编辑本身对新闻了然于心，第二个，对摄影记者图片怎么样心里也有数，那么他在做每个版需要做什么新闻、做什么专题的时候就非常熟悉了，他就不需要每天问各个责任编辑了，责任编辑只要告诉你，我今天要做这个新闻，你给我推荐合适的图片就可以了。这是日常的操作方法，每天要特别细致的去做，长期形成这个习惯之后，各个版面的责任编辑，文字编辑也会对图片非常清晰，慢慢会对图片这一块有个自我提升的过程。《新京报》对专业分工特别细，相互之间也特别信任，相互磨合之后最终达成一个共识，图片编辑必须要很专业，很出色，责任编辑也要对图片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问：最终见报的图片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或机制？

　　答：一张报纸的图片一定要有新闻性，然后是图片的品质，版式的设计和组合。

　　图片编辑的权力过大也不好。一个人对新闻的判断，有可能会出现偏差，会站在他的立场去看，那么，有责任编辑、有图片编辑、有老总，他们就会有制衡，相互牵制，相互之间去探讨，这个新闻是最好的，我建议用这个新闻去做封面主图，最终哪个做主图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只有他们三个人达成统一之后，才能判断一个封面照片的选择。所以，我们每个封面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按照一些综合的判断，主要看照片的影像价值、新闻性、实效性等因素，综合得分最高的就用这个照片。

　　问：这种图片选择就只是一个讨论还是有个打分的过程？

　　答：它不需要打分，就是一个讨论，这个有很多尺度都是自己长期形成的，这8年形成的。

　　问：在重大事件上，图片编辑是如何工作的？

　　答：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会临时成立一个报道组，各个部门都挑出一些精锐的力量来开始讨论，比如本拉登被击毙、卡扎菲被击毙等事件，我们就临时成立一个报道组，就开始从国内国际本地，图片编辑从早到晚，每天搜集大量的图片，甚至电视截屏、微博上的东西都要搜集。这样得话，资源足够充分，通过梳理之后，再看我们做10个版，哪个版需要什么照片，他跟各个版编辑进行沟通，把新闻做得非常充分，专业性做得非常的出彩。此前图片编辑少，后来图片编辑多了之后，就要求他们分工要非常细。

　　问：《新京报》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的关系怎么样？

　　答：图片编辑跟摄影记者的沟通在很多报纸是没法解决的问题，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的矛盾是很多的，那么在《新京报》这种问题没有，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的关系特别好，而且他们之间是非常纯粹的一种学术探讨的氛围，图片编辑会把每天编版的过程中，一些图片存在的问题或一些好图片没有用，或者一些新闻本身不错的事情图片做的不好，还有一种新闻做的不好但是图片非常出彩，这个过程图片编辑会写成日志，写成一个行文的东西，发在我们内部一个论坛里面，那么有什么问题，不同的意见相互可以交锋。在我们内部一个论坛里面，所有的交锋不一定要谁说服谁，只要达成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即可。在一个报纸的价值观框架里面，大家形成一种共识，不一定非要让你认同我的意见。在这种共识里面，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思维和思想去探讨问题，相互提高，这里面不能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就是非常纯粹的去探讨问题，甚至之间发生一些争吵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做平衡，做判断，大家一起做判断。这样的话，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图片编辑有的时候能对摄影记者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问：《新京报》的目击是怎么形成的？

　　答：目击是讲图片故事，一般是图片的深度报道，我们目击的题材是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问题，切入点非常小，切入点虽然非常小，但这种关注的话题可能都是我们很难看到的，或者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或者我们只看到它的一个表象，那么摄影记者通过他的一些判断，去把这个事件揭示出来，它的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或者新闻背后的故事，或事情本身的一个价值，他把它体现出来。

　　问：目击的选题是怎么决定的？

　　答：选题有些是由摄影记者自己去报，有的时候是图片编辑自己找的。一种是图片编辑先跟摄影记者沟通，我们之间判断一下，这个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另一种是摄影记者自己去做，做完之后跟图片编辑沟通，后期对接，然后见报、见版。这个时候就不断的把两个人的特点糅合在一起。

　　问：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下目击选题的形成过程？

　　答：比如说这一次的《纹身》，是我们摄影记者赵亢给我发的题，因为这个话题给人感觉特别另类，赵亢在报这个题的时候就跟我说这个题能不能做，我说没有不能做的目击，首先在思想意识上要开放，就是报纸有没有这个尺度让摄影记者去做这个东西，我说有，要看你怎么做。拍完之后，我一个、图片编辑一个、他，我们三个在外面看照片，我们说这个片子特别棒，一定要把它发出来。那后期工作就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之间做了，那么他说再拍两天，再丰满一下。拍完之后，文字写好了，然后就开始做版，做版先报题，报题要经过老总那一关，老总说这什么题，我会跟他解释，图片编辑跟他解释就够了，我都不需要跟他解释。我们这边氛围非常宽松，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工作都特别流畅，后来做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包容的文化氛围，第二个你图片本身做得非常出彩，第三个就是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之间合作非常好，最后达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问：那在做《目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障碍？

　　答：有，也有。会受到新闻禁令的影响，比如克拉玛依大火，我们摄影记者王珊去拍的，去年拍的，16年了，王珊给我报的题，她说她找的一些人，如果现在不拍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慢慢越来越少了，我说拍，我们有个传统，你摄影记者愿意拍的，我觉得有价值的你就去拍，无论能不能发，对摄影记者个人是一个考验，对纪录历史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就让她去拍，拍完之后她回来就做出来了，我们后来受到禁令，克拉玛依大火不能用任何形式去报道或追忆它，拍的非常好，一个母亲的肖像加上一个墓碑上的小孩，那一组片子，做出来后又被否掉了，禁令，后来怎么办呢？我还照样给她打稿费，按正常价格给她打稿费，我当时就说你做的很好，你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想发就发出来。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去做，本身就有一种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摄影记者根据个人的判断，跟图片编辑后期的沟通等等，都是有价值的，被否了也没关系。

　　问：现在的视觉中心组织架构是怎么样的？

　　答：现在的视觉中心是摄影图片部加上美术编辑部，这两大块。美术编辑部包括美术编辑、图片处理和组版。我是分管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这一块的。

　　问：《新京报》摄影部主编平时的日常工作有哪些？

　　答：摄影部主编的职责跟其他报纸可能有点不一样，他要参与到整个报纸的流程中，我每天11点要参加白班会，下午5点参加编前会。有时候图片编辑参加，有时候我参加。每天的采访安排是前一天就开始的。那么，早上就报报题，评评各个报纸，看看我们今天整个新闻的状态是怎样的，下午5点就开始分工分版。你看我们今天做校车的专题，一下做了7个版，昨天下午就开始布置，今天要做多大规模，然后图片编辑再找各个图片资源。还有，我们也计划这周日出一期中国校车状况目击，以图片的方式呈现，我就告诉图片编辑做什么事情，图片编辑就在微博上，在各个网站上找这些图片。微博上辽宁有个人一直关注这个校车的事情，他拍了一组片子，我们就让图片编辑通过微博去联系这个人，找他要照片，然后把新闻做出来，以图片的方式把整个综合现状做出来。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走这个流程，除了日常的新闻之外，还有一些业务的探讨。

　　问：《新京报》摄影部对图片编辑是怎么管理的？

　　答：我们报纸的管理通常跟其他媒体不一样，是粗放式的，不是说天天大家在一起上班。一周开一次会，大部分时间是通过网络去联系的，内部论坛、通过电话等等方式去联络的。整个视觉部从我开始，要对整个报纸的价值体系要有非常清晰的了解，摄影记者也要知道你报纸的一个判断标准，但这个这个标准就是新闻本身的一个规则。因为此前大家都是一个宣传式的思维，现在我们纯粹是按照新闻本身的规则去做新闻。往往我们在官办的一些会议上，虽然是组织统一采访，但是我们能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真正去找新闻。

　　问：那摄影记者平时需要参加白班会和编前会吗？部门内部怎么联系呢？

　　答：记者不用来，只是编辑参加。记者的联络有内部的QQ，还有包括部门所有人的群。白班会和编前会我们也有群，到点了统一到去会议室去开会。这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制度。

　　问：在遇到国际突发事件的时候，像卡扎菲这个事情，记者要去现场吗？

　　答：基本不用，都是去图库去找。它需要版式设计，新闻怎么做，从动态到纵深，这是由一个报道组，老总去牵头，各个部门主编分工，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他做什么，通过电话采访，记者对卡扎菲家乡的一些资源进行采访，就是利比亚的一些资源采访。像我们以前在采访利比亚冲突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对当地的留学生、华人进行电话采访。还有就是一些综述的稿子，记者不一定要到现场才能写出好稿子，就像动车事件，写得做好得稿子反而是坐在电脑前不断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过来，看直播等等，写一个综述的稿子。这个综述的稿子就是从这个事件的源起到发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报道都很细的，每个时间点，每个细节都有，他就综合这个东西，不需要任何个人判断的，就靠个人对各种资源的整合，把无数条线索理清就行了，把卡扎菲事件从美军发现汽车，然后发射导弹，然后被抓，被击毙等等这个过程，就像本拉登那个事件也是这样的，把这40分钟本拉登被击毙的过程，环环相扣，把这40分钟的细节写成几千字的综述稿子就行了。

　　问：在面对国际重大事件和国内重大事件的时候，两者的报道采访有区别吗？

　　答：一样的。其实，国际事件更成熟一些，比如本拉登事件这种，照片都会很快的出来，而且拍的都非常好，因为卡扎菲、利比亚这个事情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所以受到一些新闻宣传的禁令，但是比如地震、海啸这种自然灾害，就不受政治制约，没那么敏感，就会派报道小组去采访。一般国内的事件在第一时间都会派记者去采访。

　　问：能不能举一个你比较满意的采访报道例子说一下？

　　答：日本地震是我带报道组去的，我带了四个人，是全国回来的最晚的，呆的时间最长的，而且我们进入到福岛最近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而且我们报道的篇幅是最多的，就是自采的是最多的，报道了半个月的时间，做了51个版面。在我回来之后，还找了许多资料，对日本文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不同的文化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汶川地震我也去了，跟日本地震两个民族表现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你要搞清楚它为什么不一样，就需要找一些日本本身文化的特点分析。哪怕不是我亲历的事件，我都会整合报纸网站，看看本报的得和失，每一次都会总结梳理一些东西，在遇到任何重大报道的时候，思路就很清楚了，该怎么派人，从哪几个角度突破，后方做什么，前方做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我会在周三开会的时候，跟大家交流共享，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想的，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是怎么分析的，因为记者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好的网站报纸拿来看，那么我可能会在后台把我感兴趣的做成一个集纳，一个课件，跟他们交流。我会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充分，让他们看完之后感觉有收获。因为所有的重大事件到现在总是会不断的出现意外，就像日本地震，我们去了四个人，两个摄影记者，我让一个摄影记者做了一个PPT，去讲述他采访的东西、采访的细节，让他去总结，一个是为了让他自己有个提高的过程，另一个是让他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在做总结的时候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整个报纸、一个媒体的角度对新闻有个判断和操作，会有更多一些思考。

　　问：你觉得在日本地震这个事件中你是作为一名图片编辑还是一名摄影记者去的？

　　答：新闻人。其实，你在现场不仅是一个记者，你是一个统筹人，你是一个报纸的观察者，你是一个新闻的观察者。我不局限于我是摄影记者，我在现场会对所有的事情进行判断。我带着四个人去完成所有的报道，我们每天都要进行讨论，今天重点做什么，明天重点做什么。后方的联络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后方对前方的信息不太了解，都说危险，你赶紧回来，只会这样讲。但是我们在前方，我们自己就要去判断，我们会成立一个特种小组一样的团队，我不需要报社对我的一个指令，我完全靠我在前线个人的一个判断和我们集体的智慧去做新闻。《新京报》有这样的传统，因为现场会不断变化，我们需要自己做判断，一个真正的记者就是这样的，你走之前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的话，你到那个地方干什么事情都捉襟见肘，什么事情都完不成，说明你准备不够成熟，准备不够充分。

　　问：那在你们在前方拍把拍的这些图片传回给报社的时候，报社后方是不是就会对你们有所理解了呢？

　　答；后方是这样的，后方对前方都有无尽的要求，永远对所有的东西不满意。但你全部做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做的是最好的。就要这样，就像我们在前方拍东西，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要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突破。我们去做《离福岛22公里》全球独家的一个报道，从60公里到22公里的过程，做了2个整版的图片。编辑一看都很振奋，因为在整个日本前线的报道里，这种很振奋的报道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这次报道，第一个是独家报道，第二个在国内一片恐慌的时候，记者都纷纷逃出来，都觉得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完全是突破他们想像的底线的一个报道了。

　　问：那么日本地震的图片最后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是怎样决定的？

　　答：这个东西我就不需要去想这么多了，这个时候我相信我后方的图片编辑，好东西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报纸会把它做好，这是一种共同信任的关系。这个时候仅仅靠图片编辑可能判断不了了，而要靠报纸的整个团队，因为关于日本地震有一个团队是老总牵头的，他们在一起讨论，今天有什么照片，一看太棒了，那么他们决定今天做多大版面，这时候你要对整个报纸的后台充分信任，你只要把前线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问：有没有摄影记者对图片编辑不满意的时候？

　　答：我们这里也有，但很少。有这种埋怨很正常，就像每天报纸出版之前的时候，图片编辑要不断的和责任编辑和老总博弈，这都是每天报纸的成本，这种付出的交流的成本，这是必然的。如果没有任何的博弈，没有任何的争议的话，除非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好，大家都一样认同，要不这个照片就有问题。如果有三张好照片，每个人的判断都会不一样，会有细节的区分。从文字编辑的角度，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判断，他可能更注重图片叙事的功能，那么图片编辑会更关注叙事和影像的功能，责任编辑可能对影像的功能稍微迟钝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图片编辑跟他进行沟通，选择最好的一张照片，所以沟通是必要的成本。不是说我整体吵架，老死不相往来，我永远不相信你图片编辑，你整天都在后面对我使黑，不用我的照片，把我照片弄小，说我坏话，《新京报》没有这样的事，要不然早就离开《新京报》了，最起码我们部门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基于图片本身的一个判断。因为所有的图片都会传到图库中，我都可以看得到，那么用的好用的坏我会做出一个判断，图片拍的好我也会作出一个判断，对他们的评级我都会作出一个特别客观的判断。如果我评级不客观的话，他们可以申诉，直接找我申诉，我会尊重大家的意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一张照片拍的不好可能是当时采访条件特别困难，或者可能是去的晚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都有可能，所以还是会做一些人性化的判断，这都是很正常的。

　　问：日常新闻中有时候会采用图库的照片而不采用记者拍的照片，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答：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一般而言，择优。同样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别的地方的图片能打90分，我们这里的图片能打80分，如果不是封面照片，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如果你这照片60分都达不到，或者差别比较大，那肯定用别人的，这个是经常的。比如，动车723事件，我也派了我们这最好的摄影记者之一，李强去的，但是他也不可能一个人能够在现场拍到最好的照片。那天我们也做了一个图片版，最好的照片是其他媒体拍的，其他照片是他拍的。那么你摄影记者在前线应该你自己去找故事。他后来找了一个动员全家220人去找怀孕妻子的故事。任何记者在现场都要找到一些自己个人的能够反映事件焦点问题的故事。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物，然后用图片故事去描述了这个过程，文字、图片都是他自己做的。因为一个事件，除了事故现场，还有各个地方可以去采访，很分散，但是一个人的活动范畴肯定也是受制约的，有的时候为了等一个地方的事情，可能要等一天，那么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就会顾此失彼，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抓住重点就行了，你不需要所有的地方都去抓。在这之后，图片编辑要把所有723的照片都拿过来看，不管是谁拍的，然后判断最好的照片该怎么做。

　　问：文字记者有受过图片方面的培训吗？

　　答：其实很多学校都教过摄影，现在相机普及率高了，人人都有相机，图片编辑、文字记者都有相机。核心记者十几个，我不可能每个人都配摄影记者去，他们在全国各地跑，很少在北京呆。所以，一般调查性的报道，只要不是特别出图的我不会派人，除非特别出画面的我才派人。《新京报》也出过这种核心报道图片很一般的情况，都是文字记者去拍的。

作者：叶梓　中国人民大学

　　《新京报》的视觉中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其他媒体推行，特别是在建立内部员工的交流平台这方面，成本低，可操作性强，但是《新京报》，或者说是整个行业都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实际难题，这绝非一朝一夕便能解决。

　　首先是专业化人才资源稀缺的问题。《新京报》的视觉中心有明确细致的分工，这意味着每个人要在自己的领域内非常专业，然而在国内，就图片编辑而言，还只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他们作为影像的把关人，除了要对新闻行业有所了解之外，还要对图片，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新闻图片，甚至是新闻摄影都有所涉猎。但是就现在的媒体行业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专业的图片编辑少之又少，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新京报》在最初视觉部创建的时候，图片编辑只有两个人，所以往往也是一人身兼数职，甚至当时的视觉部总监何龙盛，他也要做一版的编辑、封面图片的决策，还有部门的沟通等等工作。近几年，这种问题虽然有好转，但是还是有很多媒体招不到图片编辑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更谈不上专业化分工了。

　　其次，资金问题。视觉部门一直是媒体花费最大的部门，摄影记者的摄影器材等等都价值不菲，而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的工资却往往与其付出的努力不符，甚至不少摄影记者除了在媒体工作之外，还要出去揽私活加以补贴。《新京报》之所以能有宽松、自由的环境跟其相对宽裕的资金状况是分不开的。

　　最后，视觉中心的模式固然强调了视觉效果在新闻报道中的关键作用，但是，视觉流程一体化之后，图片编辑和文字编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便也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技术进步的今天，任何人都能报道新闻，只要会简单操作手机相机、数码相机即可，同样，在《新京报》的一般调查性的报道中也有核心报道图片为文字记者拍摄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文字编辑与摄影记者之间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也是媒体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

　　关于本案例的讨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如何加强图片编辑的专业能力？解决市场对图片编辑供不应求的问题？

　　2、视觉部与传统的文字编辑部门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

　　3、“东早模式”与《新京报》视觉中心模式的异同之处？

　　4、《新京报》视觉中心还应该加以完善的地方在哪里？

　　《新京报》的视觉中心在经过8年发展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概括总结一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

　　专业的分工与合作

　　在《新京报》视觉部内部，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每个图片编辑都有自己负责的报纸版面，6个图片编辑中三个负责A叠，B叠、C叠、D叠各有一个负责。而摄影记者分散在北京的各个地区，在发生新闻之后图片编辑就近安排人员前往现场采访。有些报纸由责任编辑去设计版式，但是《新京报》有专职的美术编辑。所以，有了细致的分工之后，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最终形成的新闻报道也就越精致、越专业。

　　除了专业的分工之外，做出精彩的报道还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视觉中心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图片最终见报之前，特别是对封面图片的处理或重大事件图片的处理上，责任编辑、图片编辑和总编之间会有一个相互制衡、相互博弈的过程。这对于真正做好一份报纸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对新闻的判断，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图片编辑在挑选照片的时候可能更关注图像的质量或技术层面的标准，而责任编辑可能更关注图像的叙事功能等等，因此，当责任编辑、图片编辑和总编三个人对图片有个综合的考量，达成共识之后，最后见报的图片效果才可能达到最好。

　　而在这种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背景下，各部门间的关系一般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就图片编辑而言，一方面，他要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新华社、CFP等等渠道去获得照片，同时，他每天也要处理摄影记者的图片，要对自己部门的摄影记者十分了解，另一方面，图片编辑还要参与每天的编前会，他会对每天的新闻有所了解，这样一来，图片编辑在跟各个版合作的时候就会有话语权了，他会知道什么样的新闻配什么图片合适，该派哪些摄影记者去现场采访，其他部门由此也会尊重图片编辑在他专业领域内的工作。

　　同一价值理念下粗放、自由的管理方式

　　《新京报》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在视觉中心主编陈杰看来，《新京报》追求卓绝的新闻，不断追问真相，积极推动社会公平公正，是由一群有理性、有情怀的新闻人，做的一份有责任的新闻报纸。就是因为相信报纸的同人都怀有这样一份新闻理想，都努力想把自己的报纸做到最好，所以，《新京报》视觉中心对图片编辑或是摄影记者都采用的是一种粗放、自由的管理方式。

　　《新京报》每天早上9点有白班会，主要是报题、评报，晚上5点有编前会，就是具体的分工分版的工作，图片编辑一般参加编前会即可。至于摄影记者，他们不用每天去办公室，只需参加周三部门内部的业务探讨会就行了。不管是图片编辑还是摄影记者都有内部的联络群，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网络、电话的方式去联系的。所以，相对而言，《新京报》的组织管理方式比较松散，每个团队成员都有一定的自由。

　　除此之外，《新京报》相对宽松的氛围还表现在对摄影记者的约束较少。比如，有一次《目击》的题目想做关于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新京报》摄影记者也找到了一些人，进行了采访、拍照，但是最后因为受到新闻禁令的影响没有发表。虽然报纸最后没有发表，但是视觉部还是支持摄影记者按照自己的判断，尝试做一些有价值的报道，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摄影记者能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身的能力，包括摄影记者自己的深入思考以及跟图片编辑后期的沟通能力等等，都会有提高。

　　最后，这种粗放、自由的管理方式并不是说放任不管，还是有相互激励、相互启发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比较典型的是每周三的业务探讨会议，就是一个用来加强交流、整合人心的机会。视觉中心主编陈杰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报道完之后都会整合各个报纸网站的资料，从而总结出本报在这次报道中的得或失，做成一个集纳或者是课件，在周三开会的时候与部门成员分享交流。因为图片编辑或摄影记者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些所有做得好的报纸网站，所以这样一个心得的分享总能带来一定的收获，有的时候，陈杰也会要求亲历现场的摄影记者写出他自己的感受，从他自己采访的细节中去描述整个过程，这样一方面能让摄影记者自己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能给团队成员提供另外一番视野。

　　开放的讨论平台--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的良性互动

　　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之间的关系是几乎所有媒体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的矛盾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图片编辑总是要求摄影记者要这样拍或者是那样拍，摄影记者自认为满意的照片图片编辑有时候却不以为然。这种情况在《新京报》当然也有，一般而言，在面对同一报道的时候，如果自采的照片为80分，其他资源的图片能打90分的话，还是采用自己摄影记者拍的照片，但是如果相差太大的话，那就用别人的照片，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照片的评判标准，《新京报》所有的判断都是基于图片本身的一个判断，摄影记者拍的所有的图片都会传到报社内部的图库中，不仅是图片编辑可以看的到，视觉中心主编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对于哪些照片图片编辑用的好或是用的坏，哪些照片摄影记者拍的好或是坏，视觉中心主编陈杰也会做出一个判断，并给予评级，如果图片编辑或摄影记者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直接找他申诉，他会根据一些客观因素，比如当时采访条件特别困难、摄影记者去的晚了等等综合考虑，最终做出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判断。

　　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之间除了有视觉中心主编在其中做平衡、做调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两方直接的交流和沟通，《新京报》的视觉中心便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见图四）。

图四：《新京报》视觉中心内部交流平台

　　这个内部平台成立于2009年，类似于微博平台，不对外开放，也不对《新京报》别的部门开放，上面的组员全都是《新京报》视觉中心的团队成员，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图片编辑会把每天编版的过程中，一些图片存在的问题或者一些好图片没有用的原因等等写成一个行文的日志，发在这个内部的论坛中，跟部门所有人交流，当然，摄影记者也可以在这里对图片编辑提出质疑，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相互交锋，不一定要谁说服谁，求同存异即可。这样的话，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就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里的分享、交流和互动其实就是化解矛盾与冲突最好的渠道。

　　科学的考评机制

　　专业的分工合作、自由宽松的氛围、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些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考评机制支撑。《新京报》的职级分层分为1级至10级，10个等级。2－4级为记者（编辑），5－7级为资深记者（编辑），8－10级为首席记者（编辑），《新京报》视觉部的工作人员大都集中在5－7级，这种评级是按年度考核，每个月没有固定的任务量，所以相对灵活。就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的稿费而言，图片和版面稿费的评价标准大致如图五。

图五：《新京报》视觉部稿费标准

　　视觉中心总编需要给每张照片和每个版面打分评级，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的稿费则根据这个评级标准而定，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如果对于评级不满意者可以进行申诉。另外对于摄影记者有时拍的照片由于种种因素而被和谐的情况，《新京报》视觉部一般也会支付正常的稿费。

　　本案例适用于视觉传播、新闻摄影方向等相关实践领域内的研究。案例充分说明了作为报业佼佼者的《新京报》视觉中心（主要是视觉部）的实际运作模式，供教学参考。

　　案例相关阅读

　　1、曾璜、任悦.图片编辑手册[M].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

　　2、何龙盛.《新京报》的视觉传播模式[J].中国记者，2005（06）

　　3、常河、安光系.《东方早报》的视觉传播实践[J].中国记者，2005（01）.

　　4、视觉联盟大讲堂：何龙盛谈视觉思维推动采编创新http：//news.sina.com.cn/c/2007-08-30/183613780862.shtml，2007.

　　案例相关资源提供：《新京报》视觉中心主编陈杰。